Jadeite Takemoto

今天跟我回家

我最親愛的朋友

窗外依偎杜鵑花

明天一起醒來

也許會有一天

我們終需要分別

小河盡頭四方街

你在那裏等著我

今天跟我回家

我最親愛的朋友

夜裏喝杯普洱茶

笑著說要去走婚

也許會有一天

我們終需要分別

你可不要忘了我

雪山龍潭東巴國

（我愛你啊甲蘇確）

我最親愛的朋友

你可不要忘了我

要在那裏等著我

也許會有一天

我們終需要分別

你可不要忘了我

玉龍雪山的春天

你可不要忘了我

玉龍雪山的春天

文/雲衣  發表時間：2008-05-19  11: 07: 31

在國子監附近的一家小小的咖啡館裏，我第一次見到傳說中的竇唯，他戴著眼鏡，穿著黑色中式外套，背著一個雙肩書包，渾身上下簡潔而又乾淨。因為下雨，我們不約而同地提前了一個小時。竇唯顯然沒料到我來得這麼早，並且對於我的記者身份，他也心懷警惕，因此在唱片公司負責人到來之前，他不想回答問題；但是他點了一壺菊花茶，並親手為我倒上。這種看似矛盾的狀態貫穿了持續三個半小時的採訪，即拒絕、又親和；既不願多談往事，又希望某些真相被瞭解；捨棄一些形式，同時又堅持著另一些形式……他的語速偏慢，嗓音很好聽，幾乎在每一段話前都要充分地思考，務求深思熟慮。他一直坐在牆角，很少回應我的目光，是一個不會輕易允許別人進入自己內心世界的人。大部分的時間裏，他注視著窗外的景色，那天的北京淅淅瀝瀝下著雨，小巷行人稀少，偶爾有忘帶雨具的人跑過，濺起小小的水花，道旁的樹葉經過雨水的沖刷，每一片都顯得很乾淨。

Part 1：關於新專輯

“一直以來，我更多的是身體力行，說，對我而言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沒辦法，人都得活命，我也一樣。”

我們的話題從他簽約樹音樂後準備連發五張帶有五環顏色的唱片展開，我想這是他願意接受採訪的主要原因。“這五張唱片與五環的顏色是一種巧合，紅色的唱片名為《上步南山》，我覺得紅色帶有一種劫後餘生的苦難。《上步南山》中有一段笛子那種抹音、那種滑音，就是特別淒苦，我聽到那段笛子想到的畫面就是漫天的鵝毛大雪，老奶奶挎著籃子拄著棍，後頭跟個小孫女兒……藍色那張叫《後上海》，憂鬱的氛圍比較重。黑色的唱片是朋友配合樂隊的音樂做的一個影像的東西，黑色相對神秘，而黃色的《十三張》，屬於懷舊的東西。綠色的《七對》，通常說到綠色大家會想到生命和希望。”竇唯緩緩地說：“因為要發唱片，咱們得先從唱片說起。一直以來，我更多的是身體力行，說，對我而言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且作為一個音樂人，我總覺得光靠說表達不清楚。我是一個慢熱型的人，一見面就讓我大談特談我個人、我的專輯，我覺得非常吃力。但是沒辦法，人都得活命，我也一樣……我很多次說過一些話，就效果來說可能一點作用也沒有，弄得人們最後反而更不知道‘北’在哪兒。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好像是對牛彈琴，對方並沒有什麼觸動，我卻很激動，有點浪費……有很多次這種結果，使得我對所謂的採訪失望，一直以來也挺拒絕。因為最近要發片的緣故，我才願意配合一些宣傳。”竇唯坦言。

這五張唱片中有兩張是“不一定”樂隊的，名為《十三張》、《七對》。從1999年開始，竇唯就和張薦、陳小虎、劉效松、文智湧、巫娜等樂手組成了“不一定”樂隊，2003年竇唯與文斌和王曉芳組成了“暮良文王”樂隊，2006年竇唯、張薦和劉元一起組建了“不一樣”樂隊，先後發表了20張左右純音樂的作品，這些樂手自由組合在一起，保持自己輕鬆的狀態，將各種樂器和媒介搭配在一起，即興地做出一些純音樂的作品。談到這種即興的音樂形式，竇唯說：“許多事情現在看來都是一種偏執：唱歌、跳舞、歌伴舞……說到正統的，離群眾似乎又特別遠。我們的這種音樂形式，我覺得更自然一些，因為它沒有編排，它不去為了什麼而做什麼。而且一直以來也都在順理成章地進行，這五張唱片是一種機緣巧合，也是一個紀念，如果人們能夠聽到苦難、憂鬱、懷舊和希望，這些感覺的話更好……我始終覺得現在的環境烏七八糟的。環境已經是一個娛樂環境，值不值得樂的全得樂。人們只希望你跟著一起起哄、跟著一起唱歌，來當明星、歌星。我覺得環境還遠沒達到應該娛樂的那種程度，氛圍也沒達到。在這座北方城市裏，春天一颳風，一下土，一切都灰濛濛的，但是人們穿得都很漂亮。這是一種尷尬，城市基礎建設還沒完成，人們就開始時尚起來了。由於我們成長中不確定的因素，造成了我們這種尷尬，很多人都是學什麼，最後從事完全不相關的專業。所以兩千年那會兒，正是基於長期以來的諸多不確定因素，才產生了我們這支‘不一定’樂隊。‘不一樣’是半開玩笑，反正也是這麼一個烏七八糟的娛樂環境，索性開一個不過分的玩笑，其實它運用的還是‘不一定’的形式，只不過‘不一樣’裏多了一些所謂民族的成分。”

竇唯的個人專輯到《山河水》的時候已經和最初的風格判若兩人，專輯的封面只有黑白灰，歌詞也被大大地弱化了，許多樂迷把《山河水》專輯看作是他“拋棄”大眾的審美，走自己的音樂之路的轉折點。

“歌詞寫到《雨籲》的時候我覺得可以不寫了，《雨籲》裏頭把想說的都說得差不多了。同時運用了我認為的一種新形式‘自吟’，往後我會沿用這種方式——它很簡單，可以張口就來，也沒有確切的意思。我可以找一些我認為有意思的字放上去，削減那些歌、詞所謂的意思。現在人們聽歌一定得聽歌詞，可是很多詞都是套上去的，表示出的意思也尷尬得很，那些滿大街傳唱的歌，仔細想想都有什麼意思呢？現在的音樂環境，說好聽點叫‘浮躁’說得不好聽，叫‘倒退’。《雨籲》出來那會有人滿世界嚷嚷著竇唯不唱歌了，竇唯不寫詞了……結果怎麼樣呢？《雨籲》出來以後還不是一片沉默……”竇唯無奈地歎了口氣，片刻，他又補充說：“《八段錦》那張專輯是我個人在《山河水》之後比較滿意的一張專輯。因為當時我的唱片裏正好是八段音樂。同時我覺得為了配合全民健身（八段錦是古代流傳下來的一種氣功動功功法，由八節組成，體勢動作古樸高雅），提一下。《十一慶》是一段純音樂，《五一遊》、《六一兒》……這都是我對這幾個節日的情感，《十一慶》的旋律有點《國歌》的那種勁兒，配器上也用了圓號的音色，出來的音樂比較雄壯、激昂。雖說沒有唱，但是咱們也不需要為了形式而形式。”

Part 2：關於從前

“當時覺得挺難熬的，現在回想起來也就是一個苦中作樂的意思。”

竇唯從樂隊鼓手到主唱，從一個大眾眼裏的“搖滾明星”到一個隨性而發卻很難被大眾理解的“聲音藝術家”，他其實是中國音樂人的一個特別的側影。

“我上學的時候偏科，音樂、體育、美術、語文，這四門是我最喜歡的，其他科目糟糕透頂。初中升高中，報的志願分數不夠，所以教育部門結合我的特長安排我學精神病護理。因為這個專業，文藝是一個主項，帶領病人“工娛治療”（工是手工製作，娛是指娛樂。用這些輔助性的療法來配合用藥，從而達到治療的效果），我被安排到了七十五中學，在那裏我學了兩年，完全是填鴨式學習。第一學期就發了十幾本又大又厚的教材：心理學、人體學、藥理學、解剖學、病理學……雖然老師都是安定醫院的醫師，教學也尚算盡心盡力，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學生能不能接受那些知識……黑板上板書總是寫得滿滿的，加上那些課本艱澀難懂，每節課都異常無聊，學生開始自娛自樂……那應該算我見過的最亂的課堂：女生在後面嗑瓜子、織毛衣，男生是抽煙、呼呼大睡……就這麼熬了兩年。唯一能讓我們興奮的是音樂課，我們每週的音樂課是三到五節，比初中已經好太多，初中每週才一節。即便是七十五中這樣相對寬鬆的環境，形勢也不容樂觀，音樂老師的水平我真是不敢恭維。第一學期上課，我一看我們的音樂老師就愣住了，那是我國學小學教數學的一個老師……我相信她在第一節課看到我之後，她也吃了一驚。果不其然，不到半學期我在課堂上就跟她頂了起來，我覺得她是在騙學生，她講的那些東西，我覺得不是那麼回事。頂撞了她一次以後，換了一位男老師，教我們古典吉它，彈一些簡單的曲目。教學環境依然沒有太大改變，我覺得實在捱不下去就退學了。“

八七年竇唯退學以後，就開始參加一些走穴演出。“走穴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安徽的某個小縣城，我從沒見過那麼破的城市，那麼髒的人。滿街跑狗，同時又滿街賣狗肉，把狗肉裝在洗臉盆裏面，就往街邊一擺，一長溜。賣狗肉的人也坐在街邊，有一搭沒一搭地抽著煙，聊著天。狗肉上全是蒼蠅，一切都是那麼髒兮兮的。當地負責人跟我們說，沒有來過文藝團體，從來都是唱戲。所謂的劇場，進門就能看清楚後臺，連塊幕布都沒有，所有人都犯怵說，這能演嗎？咬咬牙，還是演了。來了不到兩百觀眾，反應倒是挺熱烈。但我感覺他們是在看熱鬧，像看一幫小丑。掌聲越熱烈的，我覺得那是給他們覺得越醜的角色。驅車離開那個小縣城的時候，我回過頭，有一幕讓我仿佛看到了舊社會：一個小土房，門口站著一老太太，一老頭。都穿著黑棉襖。一身土，叉著手。老頭蹲著，老太太靠著黃土坯牆，從外邊看裏屋黑洞洞的。”

“轉運的一次走穴是和《紅樓夢》劇組在廈門。那次也是我演出費上調的一次，一場就拿到了八十塊錢。”“之前是多少呢？”我問。“最初是五塊錢，”竇唯笑道：“這五塊錢包括演出，還得一起裝材卸材。從最初的五塊到十塊，十五、三十、五十、八十，八十之後有一度又回跌到五十，再之後就到一百了。（笑）”

然而，不是每次走穴都順利，當中也碰到過很多次“水穴”（演出沒演成）自己花錢住在所謂的飯店（實際上連招待所的級別都沒有達到）。“有一次在河南洛河，白白耗了三天，沒演成又不讓走，組織的人還心存僥倖，說再等等、再等等……第三天實在扛不住，跑了。當天下午被”穴頭“帶的幾名打手捉了回去，只好又呆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跑，成功了。”

“出門在外有時候坐火車沒車票只好買一張站臺票上車再補票，但是那種車，上車根本補不到票，車上全是人，過道上、廁所裏全站人了，一個姿勢得從頭站到尾。這樣的火車在我的走穴生涯中還有許多次，有一次甚至是從梅河口站到北京。當時覺得挺難熬的，現在回想起來也就是一個苦中作樂的意思。走穴那個年代裏，給我印象最好的地方是廈門，地方乾淨，相對北京來說也乾淨一些。”

竇唯說，他最留意一個城市的城市衛生，覺得城市衛生最能體現一個地方人的狀態。“建築只是基礎，再破的地兒，只要它乾淨、整潔，好比人的衣服，所謂‘衣貴潔不貴華’，朴樸素素，只要乾淨，整個人也神清氣爽。”我想，他的意思是說，一些小的細節更能體現本質。可是細節往往容易被忽略，人們都在忙一些上層的東西。“再比如進飯館吃飯，吃的東西和飯館放的歌一點都不搭調，可也沒人關心這個。”他歎了口氣。

Part 3：關於“副業”

“本身就是為了玩，不存在什麼定位，也不需要……”

竇唯的愛好很多，除了音樂，他還喜歡踢球，作畫。閒暇時還喜歡叫上一幫朋友拍短片。“我特別喜歡踢球，教練也說我的球感特別好，我曾經踢過一腳羅納爾迪尼奧式的經典進球（笑），我參加過一個明星足球隊，不過那個球隊是為賺錢，有一次我多喝了兩杯酒把所有明星挨個數落了一遍，就徹底離開了那個球隊（笑）。現在我還踢球，但是現在越來越覺得群體的事情比較難調和，人多水準就難免參差不齊，不管是做什麼事，大家都習慣只要人一多就嘻嘻哈哈。有好多話你就不方便說，事也沒法辦，更談不上堅持原則了。”

“聽說你在家拍了小電影？”我問。“是，我用我那部小DV和樂隊成員一起拍過一部抗日題材的，一部懸疑命案的（得意）我掌鏡，還有一部黑社會題材的（笑），後來還拍了一部武打。沒有編劇，都是臨時現編的故事，片子的長度都控制在十五分鐘（機器的性能決定的），也不存在什麼後期剪輯。拍玩大家邊看自己的演出一邊哈哈大笑，因為本身就是為了玩，不存在什麼定位，也不需要。這樣反而更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有時大夥睡在一塊，有人先醒了，想起頭天沒拍完就把我搖醒來說，快快快，接著拍接著拍……”“那麼畫畫呢？”我接著問。“我喜歡體會在畫畫過程中所感受到的樂趣，非常舒心。我有時聽自己的音樂作畫，因為創作那些音樂的時候本身也帶有畫面感。去年六月份我去了趟西藏，唯一的收穫就是花了六個小時畫了一副布達拉宮的素描。回來以後掃進電腦裏看，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那是我畫的，效果非常好（得意地笑）。美術一直是我的一個愛好，曾經想過考美院，一直沒落實。完全當一個個人愛好，也不怕別人笑話，因為這個事本來也沒有什麼不對。如果您願意的畫，我願意提供一些小畫給您放在版面裏。”竇唯看著我，眼神中透出誠懇。

“你平時聽哪些音樂，看什麼書？”“不好意思，這些年來我一直在聽我們自己的音樂，我現在幾乎不聽別人的作品。因為我們樂隊平時即興創作了很多作品，我們錄了太多的資料，光去挑選的話就已經夠我聽的了。”

“書就是閑翻，《四書》、《五經》……我讀書沒什麼系統，幼年失學。我看古文的基礎就是初中那點基礎，也還夠用（笑）。”“那麼你最喜歡的文章是哪篇呢？”“《岳陽樓記》裏有一句話我很喜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直以來我也是如此。”

我從竇唯的笑容和眼神裏，發現一種自然，粗糙的優雅。非常真誠。這真誠的秉質因為稀少，所以很容易辨認。他坦言每個人都得活命，所以他謀生，但不失尊嚴，不去迎合所謂的緋聞以提高知名度。並且因為對整個音樂工業的操作流程熟悉，他知道如何把僅有的資源用到刀刃上，便不再遵循五大唱片設下的遊戲規則，讓自己創作的音樂，不被過度包裝地進到想聽的人的耳朵裏。簽約尊重音樂和音樂人的公司，一舉發行五張專輯，他為自己找出了一條傳遞音樂的路，而不是原地怨歎或感傷真正做音樂的人沒有生存空間。

登臺順序：竇唯  姜昕  張楚  何勇

竇唯目前醉心於“不一定”樂隊的音樂創作與演出，在上海演唱會上，他表演的也是不一定的音樂。具體形式傾向於即興，契合樂隊名字“不一定”。

據知情人透露，竇唯對於音樂有著自己的理解，希望大家不要以傳統意義上的歌星標準來要求他。他的演出形式雖然不一定，但全力演出是一定的。

此外，姜昕、張楚、何勇三人的演出內容則以經典老歌為主，何勇的名曲“姑娘漂亮”、“鐘鼓樓”、張楚的“姐姐”、姜昕的“春天”、“我不是隨便的花朵”等都在演出計劃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當年魔岩三傑香港紅勘演唱會上，何勇父親拉三弦助興的經典畫面也將在上海演唱會上再現。